院士高考回忆录 | 魏辅文：靠“适应”走过一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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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1964年，魏辅文出生于重庆市云阳县。家中共有七个孩子，全靠做小学教师的父母，用不算宽裕的工资养活。 路灯下苦学的大学时代 新京报：和你当年高考相比，你对现在的高考有什么

1964年，魏辅文出生于重庆市云阳县。家中共有七个孩子，全靠做小学教师的父母，用不算宽裕的工资养活。

路灯下苦学的大学时代

新京报：和你当年高考相比，你对现在的高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？

新京报：距离你经历的高考已经过去了四十年，你觉得现在高考还重要吗？

新京报：还记得当年高考的分数吗？拿到成绩时是什么感觉？

刚进大学时的魏辅文，稚气未脱。受访者供图

魏辅文：是学习。我对1984年的春晚印象特别深刻，那是我考研究生那一年。唯一就是春晚那天休息了，其他时候都在刻苦努力地学习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寝室十点关灯，我和同学们就到路灯下学。这是真实的，全是自愿学习。图书馆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大厅，我们在那里占位子，用黄书包放在凳子上。后面来的人才不管你，来了之后直接就把你的包甩一边儿去。那会儿没有其他想法，就是觉得要学好，立志要考研究生，还要继续上进。

新京报：你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，当时填报的志愿是什么专业？

校对 薛京宁

新京报：在你整个求学的过程中，家庭有着怎样的影响？

魏辅文：我们家七姊妹，唯一就是我能够参加高考。那会儿家里条件都不太好，就靠父母工资加起来的五六十块钱养我们一家九口人。我最初只想读个中专，读了高中是意外。

新京报：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，当时有没有觉得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？

魏辅文：小学四年级我就离开家乡的村小，到了云阳县的东风小学，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学校。

“我这一辈子，感悟最多的，就是‘适应'二字。”研究大熊猫多年，什么原因让这个物种从千万年前延续至今？他认为是适应。“无论是我的个人经历，还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，都是因为适应，才能一步一步，走出一条路来。”

20世纪90年代，动物所正处于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大潮中，老一辈的生态学家们鼓励学生用微观手段去解决宏观的科学问题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魏辅文逐渐走上了“宏观和微观相结合”的科学研究道路。

2017年，魏辅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并于2018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，2021年又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。

魏辅文：中等。初中的成绩一般是排在前面，上了高中以后，全县各个区上中学的人都来了，把全县最优秀的人招到这个班上。那个时候我们一班是最好的班，配的都是当时中学最优秀的老师，数学老师是北大毕业的。我们这个班上最后百分之七八十都上大学了。那会儿谈不上什么学习压力，我只有14岁，高中毕业的时候是16岁。反正就是学嘛，没什么特殊的。

魏辅文：我考试的时候，心里面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，读书就是读书，就是最后那一个月冲刺阶段，感觉到很紧张。我的大女儿在2010年左右参加了高考，她考试的时候，我比当年自己高考还紧张。第一天我上午送她去考试，中午骑着自行车把她接回来的时候，把准考证那些材料全扔到前面的车筐里。结果为了赶快回去吃饭让她休息一会儿，把准考证忘了。下午准备送她去参考的时候，一看准考证不在了，着急惨了。冲下来一看，准考证幸好还在。如果丢了，是否会影响一辈子不好说，但至少影响她那一年上大学。

新京报：你后来投身大熊猫研究，有没有觉得做野生动物研究很辛苦？

2022年4月8日，魏辅文院士接受采访。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

魏辅文：高考肯定重要，这是一个平台，一个很重要的平台。没有改革开放，没有高考的话，就只能待在家里面种地了。高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选拔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一个相对更加公平的平台。

因为我父母都是小学老师，他们就觉得要读书才行，就把我送到县城，离开父母住在我二姐夫家里。

魏辅文在野外考察。受访者供图

编辑 袁国礼

魏辅文：反正比本科录取线高30分左右。很高兴很激动，能进哪个学校不晓得，但是肯定是考上了。我在我们班上成绩不是特别好的，也就是中游，那时一个班50多个人，40多个人都上了大学。

作为保护生物学家，魏辅文目前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从事濒危动物保护生物学研究，兼任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副主任。

文章来源：《求学》 网址: http://www.qxzzs.cn/zonghexinwen/2022/0606/1436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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